归忌江青事
与扬帆冤案
作者：王海
来源：上观新闻
巅峰与跌落
本市公安总队精神焕发、士气昂扬，迈着坚定的步伐经过主席台，受到了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廖容标同志以及上海市公安总局副局长扬某等领导的检阅。
在主席台侧，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庄严高挂，六位英勇战士并肩肃立，其中一人便是扬帆，然而其面部轮廓却显得朦胧。彼时，扬帆参军进城尚不足两年，却在肃清敌特的工作中成绩斐然。他先后成功捣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派遣的间谍组织，生擒了图谋刺杀陈毅与罗瑞卿的台湾派出的刺客刘全德，还抓获了向台湾泄露轰炸目标的保密局上海独立台台长罗炳乾，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了多起爆破、投毒案件的侦破。
六十三年前的这一刻，扬帆正处于其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然而，这幅黑白照片所捕捉的定格瞬间，似乎将他置于画面的核心，却又显得朦胧而难以辨认，仿佛他的轮廓被镜头有意地留在了边缘，隐没于模糊之中。
马术表演
突如其来的不幸在照片拍摄数月后袭来。1951年年底，扬帆在上海华山医院被诊断出患有脑部胶质瘤。次年年初，在组织的批准下，他踏上了前往苏联寻求治疗的旅程。在那里，他偶遇了正在访问的中国妇联主席蔡畅。蔡畅询问他是否愿意一同会见一位人物。当被问及此人是谁时，他答道：江青。
20年前的材料
时间拨回20年前，扬帆还不姓扬。出生于江苏常熟虞山镇的他，本名石蕴华。1932年，以初中学历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成为“一二·九”学运领袖，先后在南京、上海的文化戏剧界以“殷扬”之名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9年春，他作为副团长带领上海各界民众前往皖南慰问新四军，未料被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看中留下。“殷扬”遂更名为：扬帆。
早年扬帆
在军旅生涯中，他一路顺风，屡获擢升，曾先后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教导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以及新四军军法处科长。皖南事变爆发之际，他被提升为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不久后荣任处长，同时身兼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保安处处长，并肩负新四军第3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及调查研究室主任的重任。直至1944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
1939年五月，项英向扬帆打听了一位人物：江青。那时，他耳闻一则传闻，谓毛主席有意与自上海来、赴延安的女演员江青结为连理。事实上，毛泽东与江青已于1938年十一月喜结良缘，然而因信息传递不畅或是延安方面有意保持低调，项英等人并未获知这一喜讯。
往昔，扬帆对上海文化戏剧界与江青（蓝苹）的私生活和行事风格了若指掌。应项英之邀，扬帆撰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江青品格的评估，以及她在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得以党组织营救的那段历程。项英将这份材料以电报形式发送至延安，并明确注明“此材料由上海的地下党员殷扬提供”，同时附加了自己的观点：“不宜与主席结婚。”
不妨向他们解释，这乃个人私隐，无需过度关注。
时光荏苒，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江青同志对那两封电报的内容可谓了如指掌。于是，在1952年的那个春天，面对蔡畅大姐的热切邀请，扬帆沉思了片刻，最终还是未能抗拒“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为数不多，还是应该前往”的劝说，最终下定决心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
微妙变化
在经历了25年的牢狱生涯后，扬帆重返自由，或许会对当年初次相遇时的种种细节心生无尽的懊悔。当时，蔡畅向江青介绍道：“这位是来自上海的扬帆同志，在解放前也曾在上海任职。”江青微微一愣，答道：“面熟。”或许是出于某种考虑，扬帆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我在上海工作时，名叫‘殷扬’。”此言一出，现场气氛顿时变得极其尴尬，尴尬至极。
江青
1953年五月，扬帆随即被紧急召回国内。与此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亦经历了一番变动。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赤波接替了扬帆原先担任的市局党组副书记兼常委副局长的职务，而扬帆本人则被调任至其他岗位，尽管如此，他的市副局长的职位依然得以保留。然而，关于此次调整的具体原因，却无人向扬帆作出解释。
自那时起，扬帆的命运便迭经诸多细微的变迁。1953年夏日，公安部暗中派遣人员抵达上海，着手对扬帆在解放初期如何有效运用投诚的敌特势力为我党服务一事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的重点落在扬帆任用前中共叛徒胡均鹤身上，此人在国民党和汪伪政府的情报机构中曾担任要职，更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事实上，对于这一议题，早在1951年，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便已委派专人进行调查，并据此得出“并无重大问题”的结论，随后向中央政府做了汇报。
胡均鹤像
两年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扬帆的问题被扩大为“严重包庇、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1953年12月，扬的市局副局长职务被撤。曾长期担任扬帆上级的饶漱石，也已经打包进入“高饶反党集团”，1954年3月之后，扬帆仍在上海，被要求参加揭批饶漱石的学习，然而他自己的问题很快升级，并被归入饶漱石的同 一阵营，转为接受公开批斗。
急转直下
1954年，江青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匿名信，信中措辞尖刻地对她进行了指责：“你的历史充斥堕落，我已将相关材料提交给了中央组织部。”这封信激起了江青的愤怒，她立刻编制了一份涉嫌者的名单，并迅速将其呈交给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名单的开头便是扬帆的名字。
那年的十二月，扬帆不幸在住所被捕，自此踏上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他的罪名中，有一项便是被控为上海“二六大轰炸”的主谋。但事实上，那位曾为“二六轰炸”提供情报的国民党空军特务罗炳乾，正是将他捕获的罪魁祸首。数月后，扬帆的上司、一直主管上海法制的副市长潘汉年，也在北京饭店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随后，潘汉年所受的指控中，同样涉及为“二六轰炸”提供线索的罪名。
在那个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潘扬反革命集团”项目正式拉开序幕。然而，扬帆在被押解至京城之后，却迟迟未能站在审判席上。直至11年后的1965年，他才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比潘汉年多出一年——并被终身剥夺政治权利。直至1975年，扬帆一直被囚禁在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中——这或许是他精神状况恶化的诸多诱因之一。
漫长的囚禁岁月中，他饱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而未愈的胶质脑瘤更是使他的视力几近全失，仅剩的一只眼中，也只有微弱的0.2视力存留。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返工作岗位，遵照中央的指示，将扬帆安置于湖北沙洋农场。尽管如此，家人对此事却依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李琼女士，扬帆的配偶，在其回忆录中详述了二十年来每年的新春佳节，她都会向公安部发出信函，反复提出三个关切的问题：一是询问扬帆所涉何罪，二是探寻他目前的居所及健康状况，三是若他尚存于世，她能否获得许可探望他。
杳无音讯。
归来却不识
在四人帮被捕的前夕，扬帆的女儿扬小朝接到了一则从内蒙古转寄至湖北沙洋农场的同窗传来的讯息：她的父亲或许正身陷于这片土地。那位同窗透露，农场里住着一位疯癫的长者，他日复一日地辱骂江青，且狂妄地宣称自己便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
在信息真伪难以甄别之际，李琼便委托子女向中央写信，询问扬帆的最新情况，并倾吐了与父亲恢复往来的深切期盼。但回复却是：“无需担忧，扬帆目前正处于改造之中，情绪保持平和，通信恐怕会影响到他的心境。”数年之后，李琼接到通知，携子一同前往沙洋农场探望扬帆，不禁惊讶地发现，那个被描述为“情绪稳定”的丈夫，实则已经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
历经25载海阔天空，归家时已是白发苍苍，视力几近失明。面对亲人的呼唤，他一遍遍重复：“你们都是幻觉，别再来了，请你们走开。”李琼出示了由上海市公安局签发的正式介绍信，希望能缓解他的不安。扬帆凭借着残余的视力，仔细审视着介绍信，坚定地说：“公安局的公文一向以毛笔书写，你手中的却是打印，这分明是假的。”他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那个毛笔书写公文的年代。李琼提起往昔，扬帆却冷笑着打断她：“想要探知我的家事，对你们而言岂非易如反掌？”
岁月如梭，观影者们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归来》中，找到了令人倍感熟悉的一幕。
晚年扬帆
历经磨难，扬帆终究重返上海的故土，但他的心灵却始终未能找回往日的平静。李琼回忆说，那漫长的牢狱生活给扬帆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和难以言说的痛楚，他饱受严重幻听和幻觉的折磨。多年的情报生涯让他陷入了绝望，他日思夜想，渴望拥有一台无所不能的发报机，可以与任何人都建立联系。在他的幻想之中，与周总理的沟通显得尤为频繁。
五载归家之际，1983年，中共中央为扬帆所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了彻底平反。然而，遗憾的是，1999年2月20日，扬帆在上海华东医院走完了他87年的生命历程。而他的上级潘汉年，却未能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日，早在1977年便在湖南的劳改农场不幸离世。
在“潘扬案”中，胡均鹤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曾是被指控的核心人物之一，并曾担任市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一职。1954年9月，胡均鹤被公安部拘捕，历经29年的牢狱生涯后，方得以保外就医。鉴于他在解放初期对革命事业的显著贡献，他最终获得了离休干部的优待。1993年9月，胡均鹤在上海走完人生旅程，享年86岁。
补充本案相关细节。
1954年，江青被一封匿名信激怒，而此信背后真正的幕后推手并非扬帆。到了196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不幸去世，其遗孀朱明随后致信中央机构，揭露了林伯渠去世后尚存的一些未解之谜。令人诧异的是，朱明的信件笔迹与江青收到的匿名信笔迹极其相像。在专案组的调查审问中，朱明承认了这一情况，并在此后不久选择服食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彭树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于晚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披露，在1979年至1981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他详细查阅了江青的所有公开与秘密档案。经其调查，并未发现江青在1932年上海被捕时存在自首或变节的行为，由此可推断，江青是在被组织营救之后得以重获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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